本草简史
撰文/甄雪燕梁永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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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时期——传说
上古之时，文字未创，先民们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将知识与技术传承给下一代。“神农尝百草”就是上古时期关于医药起源的传说之一，这个看似匪夷所思的神话故事，却包含了先民们医药活动的真实信息。
神农是我国农业文明的开创者，神农氏时期是我国原始先民从采集狩猎的野蛮时代过渡到农业定居生活的重要阶段。在原始农业形成的过程中，人们积累了各种关于野生植物的知识，辨清了哪些野生植物可以吃，哪些不可以吃，哪些有毒，哪些无毒，哪些可以治疗疾病等。在这个辨别过程中，先民们逐渐认识了某些具有治疗作用的植物，产生了最初“药”的概念，“神农尝百草”的传说便是这一过程的历史缩影。
先秦时期，零散的药物知识还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药”与“方”的知识融合在一起，药物学还没有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中药学的发展尚处于萌芽阶段。
古代，中药被称作“本草”。然而，“本草”这一称呼在先秦文献中还没有出现，史籍中也没有明确记载有本草学的专著。但考古资料显示，青铜器铭文中已有“药”字出现，先秦典籍中对“药”也有相应的记载，如：《书经》云：“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礼记》云：“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周礼》云：“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供医事。”《论语》云：“康子馈药，拜而受之，曰：‘丘未达，不敢尝之。’”
由此可以看出，当时“药”被认为既具有治疗作用，同时又有“毒”的特点。由于人们对药物用量缺乏足够的经验，药物中毒的情况时有发生，上文中的“瞑眩”即眩晕，属于药物中毒的反应之一。但是，因为缺乏判定治疗效果的标准，人们甚至将出现轻微中毒的症状作为观察药效是否发挥作用的表现，由此还产生了《周礼》中“聚毒药以供医事”的说法。古人十分看重医家对药物毒性把握的尺度与经验，即便是圣人孔子也不敢轻易服用别人馈赠的药物。《礼记》中有君、亲服药而臣、子先尝的记载。《国语》里还记载了骊姬用掺有乌头的肉喂狗以验其毒性的故事。由此可见，先秦时期，认识药物最早体察到的就是药物的毒性，而对药物的寒热属性等还未能更加细致地区分。
虽然先秦时期尚未发现有本草专著存世，但非医药文献中却已经记载了后世属于药物的大量植物，然其所载主治功用的内容极为简单。如《山海经》中记载植物名称近八百种，言其治疗功效的仅百馀种。而且，《山海经》是从“物产一功效”的角度记载，如：薰草佩之已疠，杜衡食之已瘿，并没有关于药物性、味的描述。而且，先秦古籍记载的药名，多与后世药物书中记载的名称不同。如《尔雅》：“连，异翘。”郭璞引《本草》注：“一名连苕，又名连草。”总之，通过先秦古籍也可以看岀，当时人们对“药”的认识大部分是零散的，尚未形成体系。
2
秦汉时期——雏形
秦汉时期是中国医学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期，不仅形成了中医的理论体系，本草学雏形也己初具规模，尤其出现了最早的本草学专著——《神农本草经》。
汉代最早开始重视文献的整理与传承，《汉书艺文志》开创了古籍分类整理的先河，医药类文献皆被归入“方技略”中，并被分为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种。其中，“经方”部分涵盖了本草和方剂两方面的内容，据“经方小序”记载：“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辩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及失其宜者，以热益热，以寒增寒，精气内伤，不见于外，是所独失也。”上述内容说明，西汉时期，人们已经明确药物的寒热属性，形成五味学说的理论，也确立了寒者热之、热者寒之的基本用药原则。在辨识药物性味理论的基础上，组合成治病之方，并注重这种方剂经验的积累。
值得一提的是，上文中虽出现“本草”一词，但此处的“本”字作动词，是“推本、推究”之意，“本草”指的是推究药物的药性。真正以“本草”指代“中药”之意的记载也是在《汉书》中。据《汉书郊祀志》载：“候神方士使者副佐、本草待诏七十馀人皆归家。”颜师古注：“本草待诏，谓以方药、本草而待诏者。”由此可知，“本草待诏”是汉代征召本草家进入宫廷从事药物相关的专职工作，说明本草家已得到认可，并拥有一定的地位。另外，《汉书楼护传》中记载：“楼护字君卿，齐人。父世医也。护少随父为医长安，出入贵戚家。护诵医经、本草、方术数十万言，长者咸爱重之。”在医学领域中，本草已经与医经、方术等学科明显地分离开来，完全作为医学中一门独立学科存在。既然本草已形成独立学科，从事本草的专职工作者必然会梳理本草学知识，著书立说以传后世。从汉代相关记载及此后的史志书目中可以看出，两汉时期确实曾经涌现出多部本草专著。例如，东汉末年，华佗的学生吴普著有《吴普本草》，该书分别引用了托名为黄帝、神农、岐伯、雷公、桐君、扁鹊等各不同医家的著作。由此可见，两汉时期是本草学迅速发展的时期，本草学体系已初具规模，本草学各家之说也纷纷兴起。
在这些本草专著中，《神农本草经》脱颖而出，成为汉代以后主流本草文献的主要参考蓝本。《神农本草经》原书已佚，但由于它的内容被后世本草著作所收录，因此，今日所见《神农本草经》都是明清及现代学者的辑复本。该书虽题为“神农”，其内容却不是一人一时之作。《神农本草经》的主体内容形成于两汉时期，最后由南朝陶弘景补充整理而成。托名神农，皆因“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始能入说”（《淮南子修务训》），当时的农书、本草书，甚至针灸书都有托名“神农”的做法，以溯本求源。《神农本草经》记载种药物，按药物功效分为上中下三品。书中分为“序录”和“正文”两大部分，“序录”部分涉及药物配伍、七情、四气、五味、釆收、鉴别、用药及服法等内容，奠定了中药药理学的主体；“正文”部分明确了单味药的叙述体例和内容范围，其中有二百多种药物沿用至今。这种“序录”和“正文”的书写模式直到今天仍被大多数药物书籍所釆用，是现代药物著作中“总论”与“各论”内容的雏形。尽管《神农本草经》中也有“久服延年神仙”之类充满道家色彩的内容，但它奠定了本草学体系的基础，完成了本草体系的初创。
3
晋唐时期——充实
晋唐时期是古代中国医学全面发展的时期。一方面，《神农本草经》经过陶弘景的整理补充后赢得声誉，成为后世综合性本草著作中的权威；另一方面，本草学体系进一步分化，除综合性本草著作以外，以食疗、炮制、药理、药性、单味药研究等为主要特色的本草著作开始流传于世。
六朝时期，《神农本草经》在反复传抄过程中形成多种同名异书的《本草经》传本，与此同时，新的本草专著也不断涌现，以至于本草界出现了“三品混糅，冷热舛错，草石不分，虫兽无辨”（《本草经集注》）的情况，甚至各本草著作中关于药性、药理等内容也不一致。面对这种局面，南朝陶弘景汲取了汉代以来多种本草文献编写方面的优点，从广度和深度两个方向着手整理《神农本草经》，编著《本草经集注》。陶弘景在广泛涉猎本草文献的基础上，引述诸家本草文献中不见于《神农本草经》记载的药物，仿照《神农本草经》的体例编成《名医别录》一书，增补了相当于《神农本草经》一倍的药物数量（按传统说法是种），使药物数量达到种；同时，陶弘景又注释、整理、补充了《神农本草经》的内容，不仅创设了一些新的写作体例，还改变了《神农本草经》粗糙的分类方法，首创按药物自然属性分类的方法，使《神农本草经》原有的理论纲领变得更加丰满。
为了区分《神农本草经》与《名医别录》的内容，陶弘景釆用了朱墨分书，小字增注的文献岀处标识法，这种标注体例被后世沿用，保证了中国本草学脉络的清晰与完整。《神农本草经》经过陶弘景补充整理后，在本草界占据了绝对优势。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南北朝时期的本草著作有六十多种，唐代政府在组织编写国家药典时，毫无悬念地选择了《本草经集注》作为当时最为完备的参考蓝本。
唐代是中国古代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走向繁盛的时期，盛唐文化为本草著作增添了新的色彩。年，在苏敬的倡导下，唐代政府成立了二十多个人组成的编写班子，在《本草经集注》的基础上共同编著《新修本草》。不同于前代医家个人撰著的方式，此次本草修订工作是依托于国家机构的集体创作行为。这样做，一来，可以避免陶弘景时期南北割据、“时钟鼎峙，闻见阙于殊方”的弊端，弥补个人撰著中“诠释拘于独学”的不足；二来，编写工作得到政府的支持，动员全国力量，通过广泛调査、集体讨论等方式，开展了一次全国性的药物普查，保证了用药的安全和有效。
正因为如此，《新修本草》被视为世界上第一部国家药典。《新修本草》增补了新药种，使药物数量达到近种，其中有许多是外来药物，反映了唐代中外交流的繁盛。《新修本草》最大的亮点是图文并茂，此后综合性本草附图的做法便成了通行做法。此外，医官们在《本草经集注》的文本中还加入小字按语，进一步深化陶弘景原文的理论，增加了本草学理论的深度。
随着本草学的发展，本草著作的类型逐渐丰富，关于药物的各方面知识也逐渐细化，出现了本草史上很多专书。如唐代甄权撰《药性论》四卷，全书按药物的性味、君臣主治功用等进行分类，是最早的药性理论专著；唐代孙思邈撰《千金食治》，收载食疗药物种，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食疗本草；唐代郑虔著《胡本草》，是最早反映中外药物交流的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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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时期——整理
宋元时期是古代医学发展的黄金时代，各派医家阐述新说，各种理论争鸣而出。北宋诸帝十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