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科医院是假的吗 http://www.shang-ban.com/m/《〈本草纲目〉通识》，王家葵著，中华书局年7月出版，页，56.00元《本草纲目》之名家喻户晓，但何为“本草纲目”，却是一个需要解释的“通识性”问题。年，科学出版社曾组织出版《本草纲目研究集成》，从《导读》《详注》《图考》《研究札记》等方面深入地介绍了《本草纲目》。不过，对一般读者来说，阅读如此巨制并不容易。《〈本草纲目〉通识》（以下简称《通识》，引用仅标注页码）一书的主要目标群体应是“从事传统医药行业以外的读者”，读罢可对《本草纲目》的文献结构与李时珍的学术思路有大概了解。与先前诸种“导读”书籍不同，《通识》并没有就药理、药物来介绍《本草纲目》，更多是从文化观念上清本溯源，使普通读者也能够对“本草”系列丛书的流与变有所知悉，以观历史的层累与文化的碰撞。王家葵教授深耕本草领域多年，这本《通识》小书，从一张李时珍邮票谈起，简洁明了地道出现今对李时珍以及《本草纲目》的误读，即“本草”并不等同于“药用植物”，李时珍也绝非仅仅是“辑”成了《本草纲目》。本书前两章，分别解“本草”与“纲目”。李约瑟说“明代最伟大的科学成就即《本草纲目》，是为本草系列著作的巅峰”（页）。这里提及，本草有“系列著作”。而要想评判《本草纲目》，必先知其源流。本书的第一章即着力于此。这一章重点拎出一条主线，即“综合类大型本草”的发展始末，末了补充主线外的“旁系”，读罢可知本草来龙去脉。关于本草“主流”与“旁支”的分类说法，实际上也有其学术源流，李约瑟、白井光太郎、郑金生等人都对此有进一步的解释。《通识》一书的重点自然是在“主流”，即《神农本草经》-《本草经集注》-《新修本草》-《证类本草》-《本草纲目》等之间的起承转合。不过，知识文化的变迁往往不能只看官家，所谓的“旁系”之中，隐藏着许多有关知识在地化与日常接受的提示。比如，从使用者的角度讲，有诸如《通识》中提到的“药学类手册”（68页），包含了供医学生使用的药学入门书和供平民百姓使用的药学工具书；而从出版方的角度讲，有官方编辑综合性本草和地方文人、出版商主导编纂的本草出版物之分——尤其是在“自十六世纪开始，官方编辑综合性本草的传统式微，本草的编辑、出版与诠释转入文人和出版商之手”，在这一方面，边和的《药之为物：明清的本草与知识文化》（KnowYourRemedies:PharmacyandCultureinEarlyModernChina）或许有更多细微的体察（相关介绍和书评见“刘小朦评《药之为物》｜辨草识药：重绘明清中国的知识版图”，《上海书评》，年4月18日）。第二章是本书的重点，占据的篇幅也最大。所谓“纲目”，有三个层次：篇章结构则总论为纲，各论为目；区分物类则大部为纲，子类为目；叙说药物则标名为纲，列事为目（71页）。本章即依循这三层，层层展开，先言“序列总论四卷”，再说“分门部类四十八卷”，最后为“卷次内容简说”。“序列总论四卷”中，又有别开生面之处。作者从《本草纲目》总论中引申出三个话题进一步讨论。第一个问题“六失与六不治”，背后实际上是医患关系的探讨；第二个问题，“同名异物”，实则牵涉理论与实践的调适、互动；第三个问题，“用药禁忌”，最为有趣，落脚到用药知识在民间的传播，引证了不少文学小说作品。作者从社会学、传播学等多角度，关照到《本草纲目》背后的“人”的因素，这是很重要的。对物的研究，重在透物见人，书籍并非一本平面的知识图谱，它有自身的时空层累，而人事的偶然性与异动无不影响着书籍的面貌。百姓平民的知识学习与积累容易被忽视，它往往没有清晰连贯的脉络，也缺乏系统性与可供检验性。一方面，“民众的医药知识除了口耳相传，更来源于易于传诵的歌诀和偏于人文的医学书”（页）；另一方面，民众往往不会对这类知识进行认真的检验，例如对于用药禁忌，“以避之为吉，后人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通过验证来否定前说的可能性……‘先圣’拥有更大的话语权，流传过程中既是出现不同声音，接受程度较低，难于获得广泛传播”（页）。由此推及各种观念、言论乃至图像的“以讹传讹”，自有其民间逻辑在。《本草纲目》被比拟为“百科全书”的关键，也在这一章中被点出，即“列事为目”之八目中的“释名”“集解”“正误”“发明”是其特色所在（页）。譬如，“发明”重在阐释医理，王家葵举例“人部”药物中李时珍的反对立场，言其是“站在儒家‘仁学’的角度立论”（页），这与明清之际文人的“格物致知”之观点是相符合的，“明清文人将‘医卜星历’乃至绘画等专业技能视作儒者格物之学的一部分”（“刘小朦评《药之为物》｜辨草识药：重绘明清中国的知识版图”，《上海书评》，年4月18日）。《本草纲目》在王世贞等人看来，正是这样的“格物之学”；但与此同时，作为医者的李时珍，其著述此书的出发点却不一定是要迎合文人风尚，他可能更多将之视为一项事关公众福祉的事业（BianHe,KnowYourRemedies:PharmacyandCultureinEarlyModernChina,PrincetonUniversityPress,,p.46）。从这个角度，或许也可以进一步思考《本草纲目》对“巫”的兼收。《通识》的结语中提到，李书中诸种“具有巫术色彩的条目”在晚近“经常被批评者拈出作为笑料”（-页），王家葵认为，李时珍对“巫”的部分吸收，源自“明代好奇尚诞的风气”（页）。笔者认为，归结于与明代文人文化息息相关的尚奇风尚，或许有些牵强。首先，“巫”有其深厚的历史传统，亦是一种群体性知识，并不能简单归因于一时的风尚追崇。而“巫术”的传播不仅依靠书籍，也依托于“巫医”群体。李时珍对于“巫”成分的保留，可能是考虑到当时“巫术”在地方民众当中的影响，以及“巫医”始终承载的复杂的社会作用。其次，明代“尚奇”是否包含了以“巫术”为“奇”的指向呢？就文学小说创作而言，明代之“奇”，主要体现在“常中出奇”和“以幻为奇”中，这二者实际为一体两面，“部分文人日益重视奇诡幻怪之事中‘真’的一面，强调小说戏曲创作应当‘幻中有真’、‘真幻结合’，从而将奇的重点由‘幻’转移到‘真’上来”（陈刚，《晚明“常中出奇”的观念成因考论》，《文艺理论研究》年第6期）。《拍案惊奇》主张所写之事要“多近人情日用，不甚及鬼怪虚诞”，“奇”的内涵是“在于能够以曲折精细的笔触将日常生活全方位、立体化地展现出来”，或是“通过巧合的运用、悬念的设置、细致生动的心理描写来让小说具有更高的阅读价值”（同上），而非一味的神怪题材呈现。《本草纲目》虽非文学创作，但显然也非为猎奇。书中涉及巫术色彩的内容，可能只是李时珍基于当时医疗的社会实践，考量民众的知识接受，采用“上自坟典，下及传奇，凡有相关，靡不备采”的材料收集方式的结果。不过在此之外，也有可能与其个人对道家神仙方术的取向有关。《本草纲目》并非“本草”系列书籍中首度使用图像者，但是比较其不同版本的图像流传，可以关联到明清的出版生态与风尚，第三章即着力于此。王家葵早年即参与编写了《本草纲目研究集成》系列丛书，是《本草纲目图考》的作者之一，因此他本身即对各版本《本草纲目》的图像有所了然。《本草纲目图考》逐一比较金陵本、钱本、张本三大系统的药图，考释《纲目》药图异同之原委，及其与前后本草药图之继承关系（《本草纲目图考》，前言）。如欲对《通识》第三章的内容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则《图考》一书将是有益的参考。基于笔者个人的兴趣所在，接下来也想试着对第三章多做一些探讨。《通识》在第三章提列了《本草纲目》图像的“一祖三系”，简称金陵本（祖本）、江西本（祖本之“嫡系”）、钱衙本和张绍棠本（“修订本”），前两者的图版较为接近，后二者则有较多的图式图样修订。通过比较，能够看到视觉语言在《本草纲目》各版本中的发展。钱本之所以对图像有较大的修订，与明末清初的“文人意识”（页）不无关系。钱本所追求的文人画意趣，可能是当时版画插图的一种共同风尚。作者举例了“慈乌图”“燕图”及“木芙蓉图”种种，引诗文以证插画作家对于文人雅趣的重视。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尽管钱衙本可能有对文人意趣的追崇，但是一些图像或画面的表现，却未必是其插画作家陆喆或刻工项南洲的首创。以钱衙本《木芙蓉》一图为例，它的重新构图未必如《通识》所言，是对《长物志》“芙蓉宜植池岸，临水为佳，若他处植之，绝无丰致”（页）的直接表现，而是有可能直接借鉴了更早出版的《唐诗画谱》的图式。木芙蓉图，《本草纲目》钱衙本“芙蓉花四种”，《唐诗画谱·新镌木本花鸟谱》，[明]黄凤池辑，明万历至天启时期清绘斋、集雅斋合刊本，日本内阁文库藏本而在“鹦鹉”一例的分析中，作者认为钱本将鹦鹉安置在鸟架上，是为表示驯养，但是考察明万历新安派蔡汝佐所绘《图绘宗彝》以及明末清初陈洪绶所绘仕女图，或许可以认为，如此的鹦鹉表现，来自于“调鹦图”的构图方式，无不是追随彼时画坛风尚的表现。[明]陈洪绶《斜倚薫笼图》局部，上海博物馆藏“调鹦鹉”，《图绘宗彝》“鹦鹉”，《本草纲目》钱衙本同样是媒介取材的问题，《通识》有提法很形象，作者提及在各种版本的《本草纲目》中，狮子的形象已经距离真实越来越远，只能视作对于“狮形物”或曰“狮子器物”（、页）的模仿。更进一步说，“金陵本、钱衙本取材于石狮，而张本造型接近舞狮”（页）。这也提示我们，在了解古代各种视觉形象的塑造时，势必要考虑创作者的素材与取材媒介——也即现实经验与媒材的可获取性所带来的结果。不过，《本草纲目》的“狮子”来源，未必是三维的“石狮”，考察当时其他二维平面的“狮子”形象，譬如民窑生产的外销瓷器上，实则都是一样的简率，不同行业的画工可能只是相互效仿而已。不同版本《本草纲目》中的“狮”，《本草纲目图考》，页青花狮子纹盘，明嘉靖年间，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在结语部分，作者简要提及了《本草纲目》在域外及对现代的影响，也关涉到了李时珍的局限性。不过，虽有“《本草纲目》在东洋是汉方医学的宝典，在西洋是博物性质的百科全书”（62页）一说，是书“博物性质”的界定仍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借用刘小朦之言，或许是一较为中肯的作答：“传统本草与药物知识并不仅仅关乎治疗，它也是不同群体探索自然事物及其与人、与宇宙关联的学问与实践。我们或许可以将这种取向称之为‘博物学’（naturalhistory），但不必以欧洲博物学的标准来评价中国本草的发展与兴衰。”（“刘小朦评《药之为物》｜辨草识药：重绘明清中国的知识版图”，《上海书评》，年4月18日）时至今日，除了对“科学”“技术”“药学”等概念的反思之外，也可以从不同的观者角度来审视《本草纲目》的概念与意象，思考它究竟如何从方方面面影响着当代人的生活与创作（如施慧的系列作品《本草纲目》）。本草纲目·1，-，施慧本草纲目·2，.08.18-.09.08，施慧我们需要“通识”一类的书籍来引导我们进入《本草纲目》，或许正暗示了个体对于这方面知识的遗忘与缺失。孔子在谈论《诗经》时，曾评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我想，这评价放之于《本草纲目》亦有可取之处。对多数像我一样不甚知解此书的人，借助《通识》，应可找到“初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门径。(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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