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巫、医关系是一个具有多重面向的复杂问题，中国学界流行的观点仍是“巫、医关系三段论”，这是受英国学者弗雷泽从法术到宗教再到科学的线性演变思想的影响。但是，不少学者已对弗雷泽的观点进行了批判和修正，法国学者列维-斯特劳斯就提出，野性思维与科学思维是两条并进的思维方式，并且可以预见二者将来的交汇。
中国学者杨勇在此基础上又提出，“巫、医关系绝非由巫到医的简单线性演进模式，而是有层次性和对象性的”。这样的论说大体不错，充分考虑了巫、医关系的复杂性，但所谓的层次性和对象性如何展开？单纯的学理探讨，似乎又无法解决。
历史中巫、医关系演化，涉及多种学科，想要全面揭示其多重面向，需要选取一个合适的切入点。中国隋唐时期，流行过一种名为“猫鬼病”的传染病。从史料来看，该病大约出现于南北朝时期，盛行于隋、唐两代，在当时的史书和医书中，详细记载了有关该病的历史事件、具体病症和治疗方法等。
但由于该病“消亡”较早，以及民间猫鬼传说的夸大演义，导致后世对猫鬼病的认识，越来越模糊。历史上的猫鬼病，不是一种普通疾病，它具有3大特点：出现较晚，在历史中有一个完整的演化过程。
独孤陀，字黎邪，鲜卑人，独孤信第六子，隋文献皇后独孤伽罗异母弟。隋文帝登基后，独孤陀“拜上开府、右领左右将军。独孤陀猫鬼案是隋代一桩著名公案，该事散见于《隋书》该案扑朔迷离，《隋书》的记载疑点颇多。
其中最大疑点是时间错乱，《资治通鉴》将3处文献整合后，把该案系于开皇十八年，所据的是《高祖下》的诏书。另外，隋文帝与独孤陀谈话后，将他“左转迁州刺史”，这是独孤陀最后的官职，也是开皇十八年之事。
而《独孤陀列传》中，独孤陀令徐阿尼向皇后放猫鬼，却说是在开皇十一年（）。从隋文帝“阴令其兄穆以情喻之”“又避左右讽陀”等情况来看，当时独孤陀可能在京。《隋书》载，开皇十年（），“上遣左领军将军独孤陀至浚仪迎劳（杨素）”，可知开皇十一年前后，独孤陀在京，且为隋文帝近臣。
如此看来，案发于开皇十一年的可能性也很大。前后时间错乱，难以解释。后来《北史》和《资治通鉴》的编纂者已察觉了这个问题，故将“十一年”三字省去。其次，独孤陀的动机荒诞。他身为外戚，一方大员，最初竟是因无钱沽酒而令人放猫鬼，如此荒诞，有类小说家言。
定案无任何实据。整个过程中，独孤陀本人完全失语，所据者全部是婢女徐阿尼的供词，以及杨远等人对徐阿尼召唤猫鬼的描述。这些疑点都说明，此案可能并非简单的图财放蛊案。隋文帝与独孤皇后共有五子，长子杨勇于开皇元年（）被册立为皇太子，其二弟晋王杨广野心勃勃，不断构陷杨勇。
开皇二十年（），杨勇被废，杨广被立为皇太子。废立之事皆由独孤皇后背后主导，独孤陀身为外戚，是当时重要的政治力量，加之他与杨广的私人关系较好，或被牵扯进去，而猫鬼案有可能与此有关。
独孤陀被贬于开皇十八年，正是夺嫡之争的关键时期。此案过后，他未几而卒。杨广即位，立即厚葬独孤陀，并两次下诏，先封其“正议大夫”，再追赠为“银青光禄大夫”，这似乎也可印证上文的猜想。古代政治斗争中，巫蛊本就是常见的栽赃手段。
独孤陀案之后，隋文帝下诏，严厉打击猫鬼之类的巫蛊，将畜养者“投于四裔”。唐代延续了对猫鬼的严厉政策，《唐律疏议》载：“若自造、若传畜猫鬼之类及教令人，并合绞罪。若同谋而造，律不言‘皆’，即有首从。其所造及畜者同居家口，不限籍之同异，虽不知情，若里正、坊正、村正知而不纠者，皆流三千里。”
由于政府的大力打击，隋以后猫鬼害人的案例，很少见诸史籍。但在隋唐医书中，却有不少治疗猫鬼病的医方，这说明猫鬼病在隋唐时，仍比较流行。
猫鬼病真相猫鬼病是什么病，至清代已无人知晓，《四库全书总目》云：“猫鬼野道方（与《巢氏病源》同），亦南北朝时鬼病，唐以后绝不复闻。”隋唐医书中保留了较多治疗猫鬼病的经验医方，通过对这些医方的药性、药理分析，可探知猫鬼病的真实症候，从而确定其为何病。
邓启耀先生在《中国巫蛊考察》中归纳了治疗巫蛊的两类药：“一类药的配置原理与交感巫术有关，比如用蛊鬼巫邪灵惧避的草果、狗血、姜蒜、铁器等物，配以秘法（如神秘的数字、时辰），以巫术破解巫术……另一类药以排泻为主，如巴豆、狼毒根、雄黄、白矾之类，病人服下，吐个翻江倒海，据说可能排解掉蛊。”这两类药代表了两种治疗方法，一是巫术，一是医方，猫鬼病的治疗正符合这种巫、医并用的情况。
隋唐时期，咒禁术十分发达，官方专设咒禁博士，《备急千金要方》中的这方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虽然方中所用药物不多，但也透漏出一些有价值的信息。《本草纲目》中，有一味药与死蛇灰同属一部且相邻——人血。
根据该书体例可知，这两味药的功用有相似或相通之处。鲁迅先生在其小说《药》中，曾痛斥无知愚民用“人血馒头”治疗肺痨。其实，这样的观念由来已久，唐代陈藏器《本草拾遗》中就提到“人肉治羸疾”。在传统认知中，人血与蛇灰、猫头灰的功用相近，由此可以推测猫鬼病与肺痨之间或许有某些微妙联系。
唐代名医崔知悌在《痨瘵通治方》中说：“夫蒸者，是附骨热毒之气，皆是死之端渐，庸医及田野之夫，不识热蒸体形状，妄注神祟，以相疑惑。蒸盛总变为疳而致死者，不可胜记。”“痨瘵”是指肺痨一类的慢性虚弱病。
可见，在隋唐人意识中，此类疾病确实与鬼祟存在某种联系。除巫术治疗外，有不少治疗猫鬼病的医方，这是认识猫鬼病的关键。孙思邈《千金翼方》载：“鹿头，主消渴；筋，主劳损，续绝；骨，主虚劳，可为酒主风补虚；髓脂，主痈肿死肌，温中，四肢不随，风头，通腠理；角，主猫鬼中恶，心腹疰痛。”
“心腹疰痛”4字尤为关键，既是猫鬼病症状的描述，也是对疾病性质的界定。古人对“疰”的认识很早，《黄帝内经·素问》已有涉及。“疰”通“注”，有转移和留住之义，一般指传染病、慢性病等。古人已经发现它有“一人死，一人复得”的传染性，故将其称为“传尸”“转注”。
由此可知，猫鬼病的疾病性质为传染病。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的疾病分类中，将“鬼疰”“飞尸”之类皆归入肺经证治之中，表明他已经察觉了此类疾病与肺部有关。
于是猫鬼病的真相就更加清晰了，它应该是一种肺部传染疾病。再从鹿角散方的功效来看，鹿角主要功效是温肾阳、强筋骨、行血消肿，可治疗小腹急痛等症，这与猫鬼病的“心腹疰痛”对症。
但这就出现一个问题，肺部的传染疾病一般主阴虚，如典型的肺痨就是，其治疗原则为补虚培元。鹿角虽有补虚之功效，但主补阳虚，并非阴虚，这又该如何解释呢？从类似的肺部传染疾病来看就可以理解，此类病一般先起于阴虚，属于一种慢性病，当病情恶化后，会导致肺脾两虚，阴阳俱损。而“心腹疰痛”正是病情加重后出现的症状，此时应先培养元气。
《太平圣惠方》是北宋的官修医书，此方能被收录，应属于验方。其中的猪脂具有滋阴降燥、清热解毒、去腐生肌之功效，常用于虚劳羸瘦、咳嗽、黄疸等症；小儿发灰主要的功用是止血。
以热酒调服，一是用来融化猪脂，二是以酒为药引，酒性辛热，猪脂性寒，正可调和药性，引药上行。此方简单易行，是典型的民间偏方，产生时代稍晚，比较有针对性，对缓解肺部疾病会有一定疗效。可见，猫鬼病应当是类似于肺痨的一种肺部慢性传染病，隋唐医者已对其形成较为系统的认识。
综合而言，该病主要由人之禀赋不足、“肺虫”外侵所致，久病会使人虚损、心腹疼痛等。用药攻补兼施，以峻利之药攻毒杀虫，以温补之药扶正元气。古语有言“十痨九死”，在化学药物未发明之前，治愈这类传染病的几率微乎其微，古人对这类病十分恐惧，“猫鬼病”一词也正好表现出一种神秘的恐惧感。
另外，传说中的猫鬼以传病取人性命，这也符合传染病的特点。各种机缘凑会下，以“猫鬼病”代指当时流行的肺部慢性传染病，就成了隋唐医家的一种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