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HeBia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April,pp药之为物，各有形性气质。其入诸经，有因形相类者，有因性相从者，有因气相求者，有因质相同者。自然之理，可以意得。——汪昂：《本草备要》，年
药之为物，大部取材于不完全之药用植物，仅采撷其有效之一部分，供于治疗，如草根树皮之类是也……一入药市，万汇杂陈，如盲目者之不辨黑白，欲加整理，大有望洋兴叹之感矣。故药材之科学研究，鉴定为至难之第一问题也。
——赵燏黄：《祁州药志》，年
“药”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物”呢？从上述引文中或可看出些许端倪。汪昂讨论的是解释治疗效力的“药性”，赵燏黄观察的则是流通中的“药材”。药之为物，可以简单地二分为治疗属性和物质（自然）属性吗？到底通过哪种方式才能了解“药”这种普遍而特殊的存在呢？传统士人汪昂强调“自然之理”可运用于药性的推演，而受过现代科学训练的赵燏黄则希望通过研究多变与庞杂的药材建构起科学的生药学体系。二人从不同的视角观察药物，固然与其所处的历史与文化环境密切相关，但相似的是，两人都认为理解“药之为物”的关键在某种更广阔的知识体系。如果采用传统儒家“格物致知”的说法，通过研究药这种“物”能带给我们怎样的“知”呢？
普林斯顿大学副教授边和的新著KnowYourRemedies:PharmacyandCultureinEarlyModernChina便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观察药物与知识文化的视角。该书一经出版便在海内外医疗史、科学史以及东亚史领域广受赞誉。近来此书又荣获年度美国亚洲研究学会列文森中国研究著作提名奖（HonorableMention），更显示出其在中国史领域的重要贡献。作者将中文标题暂拟为《药之为物：明清的本草与知识文化》，其意大概有二。首先，此书提出的核心概念“pharmaceuticalobjecthood”指涉药作为物的存在形式，可以当作“药之为物”的对译；其次，对“知识文化”的强调则道出了作者更加广阔的视野。本书并非仅仅是在明清医疗文化背景下讨论药学史的问题，而是试图通过本草与药物来观察明清知识与认知领域的重大变迁，其贡献不仅仅在于药学史这专门的研究领域，更对明清时期中国知识版图与认知世界进行了深入描绘。
该书主体分为六章，以明清易代为界分为两部分。虽然章节组织大致符合时间顺序，但主要还是以特定主题组织起来的。我们当然也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看待全书的结构：前两章讲述了本草编纂与药物知识从中央到地方的转移过程，中间两章考察了明末清初的文人群体对药物知识的重构，最后两章转而讨论药材市场与奇珍异药对建构药物知识的意义。总体而言，该书一以贯之的主题便是去中心化与多元化的知识生产过程。在这篇小文中，笔者分三个方面来介绍《药之为物》对本草与明清知识文化的主要观点，并在最后探讨该著对明清自然知识史的启发。
药之书：明清本草的出版与流传
年，主持编纂《本草品汇精要》的医官因弘治皇帝之死获罪，中国古代史上最后一部官修本草就此藏于深宫，不为外人所知。然而十六世纪中国蓬勃的出版市场上却出现了形形色色称之为“本草”的书籍，其中当然也包括广为人知的《本草纲目》。《药之为物》从此出发，讲述了一段与传统本草史的主流叙事不同的故事。写作明清时代的本草史或药学史，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总是难以绕开的一部巨著。李约瑟（JosephNeedham）将李时珍称作中国博物学的“无冕之王”。如今大概很难想象一部没有李时珍与《本草纲目》的中国药学史了。然而回到历史现场，《本草纲目》的出版并不顺利，李时珍生前都没能看到这部呕心沥血之作最终出版。
中国历史上的本草编纂，向来以《神农本草经》为起点，后世多次增修、扩展与校订，经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以及唐宋诸多官修本草，至李时珍《本草纲目》集历代本草之大成，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则为其余绪。这便是中国本草史上所谓的“正统”与“主流”。就笔者所见，此说于二十世纪早期见于日本学者白井光太郎的作品，并由生药学家赵燏黄首次译为中文发表。日本医史学者冈西为人有“主流本草系统”的提法。李约瑟、文树德（PaulU.Unschuld）相关作品采用了“本草主流传统”的观点。中国本草史研究的代表性学者尚志钧与郑金生亦使用“本草主流”“本草旁支”的说法，不过其“主流”的含义更为丰富，不仅指主流谱系，也包含一个时代本草编纂的主流风格。这一“主流”在现代本草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由此可见一斑。但这种研究思路下所强调的往往是综合性本草及其内容的增长与体例的创新，因此明清本草书籍的定位就成了棘手的问题。白井氏的谱系直接把明清大部分本草书籍列为正统之外的“旁支”。李约瑟感叹《本草纲目》之后中国博物学传统的衰落，这与他对中国科学史的总体认识是一脉相承的，那便是十六世纪以后中国科学发展开始落后于西方。这一类观点大多从现代科学出发，视本草为博物学或植物学作品，因而基于自然属性的分类体系和基原鉴别知识最为关键，这些内容在大部分明清本草书中是缺乏的。
自十六世纪开始，官方编辑综合性本草的传统式微，本草的编辑、出版与诠释转入文人和出版商之手。《药之为物》一方面从书籍史的角度考察明清本草书籍的出版与接受史，另一方面则从更长时段的历史发展看待这一本草编纂的去中心化趋势。首先，作者认为从十一世纪开始，宋代中央政权对本草知识的控制已经有所松动，各类地方官员和文人对官方本草的传播、再版与修订可被视为明清本草编纂去中心化的先声，中央与地方文本生产的边界也在逐步消解。其次，金元医家对药物的兴趣从广博的综合性知识转向了在五运六气指导下的药理探索，这也对明清本草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两种趋势共同促成了明清本草出版与风格的转型。
作者在第一章主要考察了以下几种明清本草类型：节要类本草、食疗类本草以及炮制类本草。这几类本草皆因其商业出版上的成功得以广泛流行。以《本草集要》《本草蒙荃》为代表的节要类本草在大型综合性本草与药性歌诀类书籍之间探索了一条写作本草的中间道路，兼具学术性与实用性。而后两类本草则迎合了明代文人和士商群体中兴起的养生风气，因此也吸引了医学领域之外更多元的读者群。由此作者重新审视《本草纲目》的出版之路，虽然李时珍希冀自己的作品能够得到朝廷的认可、接续宋代综合性本草的统绪，但此书的最终流行却得益于商业和地方性的出版事业。
本草史研究的前辈们虽然多集中于“主流”的叙述，但对明清本草诠释也颇具洞见。冈西为人将明清本草分为三大类：实用性本草、药理性本草和《神农本草经》复原本。郑金生将明清本草学风分为临床研究和尊经之风。这些以内容为主的分类却较少将明清本草逐渐扩大的作者和读者群考虑在内。《药之为物》为我们展示一种看待明清本草书籍的另类方式，不再以内容为本探讨“主流”或“旁支”，而是将“本草”这一文类本身问题化。因此需要解决的问题不再是明清本草在总体本草史中的定位和评价，而是这一时期的作者与读者群对“本草”的态度产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对本草知识和编纂方式进行了何种重构。当然，取得商业性成功的本草只是明清本草编纂中的一个面向，文人群体也并非仅仅是本草的读者，明清本草的另一个重要特征便是对药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