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宏宇
日前看平台上热推出一篇讲孔夫子“有教无类”教育理念的文章，很兴奋且欣慰。因为终于有人谈这个话题了！而且所言很是精要、中肯。
有教无类这话，高中时候听过，但没人教，因为不在教材里。不懂为什么不在。或许是比《醉翁亭记》什么的难吧。我说的难，是指老师——老师们讲不清楚，所以也就不教。
倒是教了《陈涉世家》，还很着重了其中所谓陈涉说的那句牛逼的话——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又很似引申了这话的“革命性”，以至于占了太多课堂时间，文章中谶语符命那些描述都一带而过甚至干脆略过。当时来讲，问题不大，反正大考纵使考到这篇，也不会丁点儿沾边儿“教参”上最多只是脚注小字的那些部分。就如朱自清先生的《匆匆》只要吃透“你聪明的……”那句，就不用很担心被考到。这个，但凡考过的人，大抵都门儿清。
同样也大抵都知道的是，那些记住甚至吃透以便应考的东东，只待考完，连考场都不用等着完全走出去，就可以saygood-bye了。顺便一提——用英语道别，轻易别说good-bye，那个基本等于是“后会无期”的意思来的。
老师，特别是当年的老师，所当作真理、无比权威地教给的那些，有相当一部分都是要在今天格外谨慎的，比如good-bye；再比如“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之说的“革命性”。
高三时候的语文老师，是有水儿的，也是“有教无类”的，给我们大致讲了一下“有教无类”——课间讲的。还特意强调：都是闲话。讲了几句，发现既是我们班主任又是高三年级组长的政治老师到了教室门外，马上打住，还跟全班做了个明显表示“禁言”的手势，引来一片带着同情式声援的哄笑。政治老师换到台上，很严肃问刚刚笑什么，万马齐喑。
所以，如今又很显得有点儿要那什么了，作为从来就经受过教育和教训的，我挺适应。
所以，对于上面显得冗长的“帽子”，也歉然地说一句——都是闲话。
下面讲正题：“有教无类”跟“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有啥关系。
（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答：盖有种也！
实在说，这是个没啥逻辑可言的命题，简直可以说是“伪命题”。其“伪”的程度，严重于侯宝林大师的“论戏剧与水利的关系”。
既是“伪命题”，就别太认真，权当“闲话”。
有教无类，前面平台发的文章，实可谓“前人之述备矣”，本不该也无须再聒噪，实在还要说几句，也不敢放在前面，还是拿“陈涉王”的粗话垫底吧——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写过个小故事，也发给过平台，似乎是发表了的，是讲陈涉王还是“虻隶”的时候，在田间劳作，说“苟富贵，勿相忘”，引工友们哄笑。但陈涉很认真，也很能鼓动，最后大家一一憧憬了“富贵”之后，其中最“有出息”的一个答案是——等我富贵了，就把这劳什子木头锄把丢了，换成金的。
这里说的“金”，应该指的还是铜。那时候，铜就是货币。为什么用木头锄把而不用铁的呢？因为他们生活的秦代，平民是不允许拥有金属工具的，更别说阶级成分上属于“无产阶级”的陈涉他们这些“虻隶”了。
没错，无产阶级！
按照马克思的理论，连木头锄把都可能是“公家”提供的虻隶们，其“阶级成分”，就该划在无产阶级！
当然，这是姆们的一厢情愿。马克思他老人家未必认可。在他老人家的认识里，姆们是“修建了万里长城的野蛮人”。只不过，在我被“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豪气感动得不要不要的那个年岁，还不知道有这么段对中国人来讲简直可称“醍醐灌顶”的话。
于是，最多也就是一知半解、说白了就是啥都没搞懂的情形下，很自然就买入了记不得由谁或者从哪儿得到的引导，脑子里就有了这么个概念——能“有教无类”，自然“王侯将相”也就“不分种”。引申：因为有教无类，所以王侯将相“无种”。就是说，都有教无类了，姆们这样的平民百姓，就也有成为“王侯将相”的机会。
当然，现在，或者说很早以前，就自知了这概念的蠢、迂、大谬！
有个据说真实度相当高的故事，说还没“改开”的几十年前，真的有平民（劳动模范）“出将入相”、成了“副国级”高干，接待外宾，谈到中医药，外宾大赞李时珍及其《本草纲目》，这位领导马上就要工作人员去“叫李时珍来”……
这故事但有一丝真，就似乎能说明，好像——好像，太“没种”，要做王侯将相，够呛。
陈涉“没种”，弄条肚子里有字条的鱼，地里挖出一块有标记的石头（具体的操作者可能是吴广），就“大楚兴，陈涉王”了——就是说，一夜之间，他，一个虻隶，就成了“王”。
我不知道称王是否就可等同于“革命性”，却依稀记得，那揭竿一起之后，很快，就有好几路没想到称王、没准备好谶语符命、没及时抓到可以从肚子里取出谶语符命的合适的鱼的义军，就聚集到了陈涉王周围；紧接着，就打出的“项燕、扶苏”的旗号。
项燕是“故楚国”最后的抗秦名将，后来的西楚霸王项羽的直系祖辈，死于抗秦战事。扶苏是秦始皇帝嬴政的长子，死于争位。
俩死人，其中还有一个是全天下最痛恨的“祖龙”始皇帝之子，分分钟就替代了陈涉王。原因何在？大概还是“种”的问题吧——听到跟项燕甚至扶苏有关，那便是有来历的、靠谱的；告诉他“陈涉王”，他得问“陈涉王是谁呀”。
就这么简单！
你诘问“宁有种乎”，历史的回答，必定是：盖有种也！
不信，可遍查二十四史（不用再往跟前看），给下面三个问题列个“调查问卷”：
问题一，开国立朝的家族，有几家是“没来历”或没刻意很刻意地去给自己找来历的？
问题二，自古以来的名臣良将，有根基的和没根基的，大致呈现什么样的比例？
问题三，有根基的和没根基的相比，下场、后评有无差别，优劣如何？
不要看所谓名臣良将的“做为”、“功绩”，那些是很不可靠的。
唐代大文豪韩愈，自称“韩昌黎”，是标榜他是“昌黎”之韩；而其实他不是。可人家就要叫“韩昌黎”；要是叫“韩”别的，“入门”、“登堂入室”，恐怕会有困难。
大学同寝室七个兄弟，有一位每天都去打开水，一提就是四暖瓶，回来招呼大家说“开水打回来”了，甚至还招呼隔壁寝室。这种情况下，在这个七人寝室里，关于打开水，其他六人出现了五种不同反应：
反应一，一人，默默也抽空提四瓶去打水，回来后，那位同学说咋你去了？被反问咋你能去我不能去啊？
反应二，一位，当每每都主动的那位和“反应一”的那位“发动”，被他撞见（他比较喜欢运动和去教室上自习，在寝室时间少），就不由分说抢过来直接去，回来随便一放，跟谁都不打招呼，就又不见了。
反应三，二位，对那位同学说别总你一个人去啊，哪天我们也去，但只是说，并无具体行动，从来没有。
反应四，一位，一言不发，只管喝，发现水壶空了，默默把空壶放在按他说法是“喜欢打水”的人容易发现的位置上，然后忍着渴、等着。很殷切那种。
反应五，一位，自备两个暖水瓶，跟其他分开，具体讲是放在床头（上铺），每天自己拿着去打两壶开水回来，把自己所有能盛水的家伙都注满，些微剩了些，捅开窗户倒向窗外（二楼）。
这是真实故事。就是我大学寝室的故事。我是“反应一”的那个。“反应五”的那位，是我的上铺——他把暖水瓶放在我头顶上。从这个角度讲，我还是挺感激他能把剩余的水倒掉的。哪怕是倒向窗外。
这七个人，七个年轻人，来自农村、城镇、地级市、系统、省会城市、首都（就是我）各自不同“成分”的家庭，按我们辅导员（仅年长我不到四岁）的话说，就是“阶级不同”。
当然，辅导员这样说的依据，主要是来自的地方、家庭情况、父母有无官职及官职高低（那时商品经济还不够发达，还基本没有富二代）以及包括叠不叠被子在内的个人卫生状况和仪表仪容，等等，并不关乎打开水。
其实，单就打开水这一件事，由上可知，人与人之间，是有差距的。
这个不是什么“个人习惯”问题！至少不全是！
往小里说，这种区别，其实就是“教养”或说“家教”的区别。
往大里看，这种区别所衍射的，就是所谓“格局”。
格局，及其所源自的“根基”，即家庭，也就是“种”，不仅体现在打开水和我们辅导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