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参药用精髓始载于《神农本草经》
我国第一部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中记载着历史上形成的人参药用的精髓，谓“人参，味甘微寒。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除邪气，明目，开心益智。久服，轻身延年。一名人衔，一名鬼盖。生山谷”。对此药效精论，现代学者已经用先进的技术和手段进行了考察验证，确认《神农本草经》中有关人参医疗作用之记载是完全正确的。
（二）汉代是我国重用人参的时期
先秦、两汉时期，是我国医药学发展的关键时期，其间使古代零散的医药经验上升为系统理论，为后世的医药学发展奠定了基础。汉代，涉及人参方面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有以考古资料为根据编著的《武威汉代医简》；在《伤寒杂病论》基础上，由后人辑成的医学名著《伤寒论》等。
年11月，在甘肃省武威县旱滩坡汉墓中，发掘出一批汉代医学简牍，共92枚。其中简78枚，牍14枚。在１枚简、2枚牍上，书写着有人参组成的临床应用复方。
第77号简为断简残文，其内容是：
梵四两消石二两人参方风细辛各一两肥枣五
第86号续，为正、背面书写，正面（86甲）：
□□大风方雄黄丹沙□石／兹石玄，石消石／长／一两人参／之各异／□三重盛药□□三石□□□三日
《武威汉代医简》中记载的各简牍，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医药著作和珍贵文物，是我国、也是世界上人类记载人参临床应用情况的最早文献，在人参史上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东汉杰出的医学家医圣张仲景（张机〕对东汉及其以前的中医中药著作于东汉末年写成著成被后世誉为“方书之祖”的《伤寒杂病论》一书，该书奠定了中国医药学辨证论治的理论基础，后散佚编纂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其权威性自不必说。《伤寒论》中载方首（实为首，其中禹余粮丸有方无药），含有人参者，有21首，占总方数的18.58％。
以东汉医圣张仲景在《伤寒论》中业已形成的应用人参的规律和体系为根据，应当认定，我国汉代是应用人参的重要时期。
（三）唐代是我国应用人参的高峰期
唐代的人参应用情况，除《新修本草》中有关人参的论述之外，在大量医学著作中记载得更为全面而具体。而且通过学者和学术上的交流，把中国应用人参的巨大成果传到了日本。其间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孙思邈及鉴真大师。
唐代著名的医药学家孙思邈（～）所著的《备急千金要方》中有个方含有人参；在《千金翼方》中，有个方含有人参。
中医中药在日本得以存在和发展，其主要根源植于日本医药学始祖——鉴真大师的伟大业绩之中。
鉴真大师师徒们应日本大使和学问僧邀请，先后六次东渡，舍生忘死，战胜重重磨难和险阻，于年到达日本。鉴真大师把佛学、医药学。语言学、哲学、史学、数学．、建筑学以及书法知识带到日本，设佛坛传布戒律，与其弟子一道，广泛传授各个方面的学问，对当时的日本文化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特别是鉴真大师把中药辨认鉴定、加工炮制、配伍应用、贮藏保管等知识，亲自传授给日本弟子，使日本有了本草学，因而日本医学史记载，鉴真是日本本草学的创始人，是日本之“神农”。鉴真当年在日本弘扬佛法。传授戒律的东大寺，至今还保存和修葺得十分完好，其中有一座日本奈良时代的宝物库；称为“正仓院”，该院收藏的宝贵文物中，有大批中药材。以日本药学界近代著名学者朝比奈泰彦为首，于20世纪50年代组织全日本学术水平较高的药学界人士，对每一种中药材都进行了详细研究，将研究成果辑成专著，于年以《正仓院药物》为书名正式出版。与人参关系最为密切的是该书系统记载了“正仓院北编号为第号”的中药。用现代科学方法和生药学精心研究；保存得比较完好的第号中药是产于唐代的人参，如果把它复原，以现代眼光看，它也是最优秀的人参标本。这是世界上仅存的历史最为久远的人参实物。
我国第一部药典《新修本草》关于人参主产区的记载，《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两部巨著中收载大量应用人参的处方，都令人十分信服，唐代在应用人参方面超过了既往的历史水平。此外，还通过鉴真大师，把我国应用人参的成果传播到日本。因而，唐代应用人参处于历史的高峰期。
（四）宋代是我国应用人参的持续期
宋代是历史上整理出版医药著作最多。不仅政府重视医药典籍的搜集和刊印发行，个人独立编著本草书籍也很多，其中突出的代表是唐慎微编著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在《本草纲目》问世前的五百余年中，该书一直被视为本草学的范本。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也是以它为蓝本编著而成的。李时珍对其保存了大量古代药学文献倍加称颂，认为“使诸家本草及各药单方，垂之千古，不致沦没者，皆其功也”。
《证类本草》载：“人参见多用高丽、百济者。潞州太行山所出，谓之紫团参，亦用焉。”唐氏收录的关于人参的知识还有掌禹锡等谨案药性论的内容：“人参恶卤咸。生上党郡。人形者上。次出海东新罗国，又出渤海。主五脏气不足，五劳七伤，虚损痰弱，吐逆不下食。上霍乱烦闷呕吵，补五脏六腑，保中守神。又云马兰为之使，消胸中痰，主肺萎吐脓及痫痰，冷气逆上，伤寒不下食，患人虚而多梦纷坛，加而用之。”据此论述，人参补虚和对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神经系统、肺、脾、胃、心经疾病的治疗作用，被突出出来，在人参应用上又向前跨了一大步。《日华于诸家本草》云人参“杀金石药毒，调中治气，消食开胃，食之无忌”。此见解在说明人参具解毒作用，可以普及应用，与近世观点十分相似。
《本草图经》成书于嘉祐六年（），是《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的蓝本之一，收载人参的内容可谓十分详尽。在距今九百余年前，对人参原植物的描述及所记载的各个特征，均真实地说明，该书所收载的上党人参就是当代的五加科植物真人参（PanaxginsengCAMeyer）。特别值得珍视的是，《证类本草》中所绘的潞州人参（即上党人参）图谱，更无可辩驳地证明，我国自古以来使用的人参即为五加科人参的见解是极为正确的。
宋代是我国医药著述繁荣的时代，也是应用人参重要的发展时期。特别是宋代的人参主产区明显向东扩展，增加了人参资源，而且在边境贸易中通过互市交易，可以获得相当多的进口人参，保证药用之需。根据本草著作记载，这个时期应用人参的情况，基本上与唐代相当，口而宋代是继唐代应用人参达到高峰期之后的持续发展时期。
元朝征服者虽然可使疆域空前扩大，但对经济和医药文化却只能使之处于停顿状态。以元朝较有影响的《世医得效方》为例，其中只有个方剂应用人参，较历史水平为低。
（五）明代是我国应用人参的困难时期
明代前期的医药著作与人参关系最为密切的是《人参传》，该书是《本草纲目》的编著者李时珍之父李言闻所著。原书已佚，部分内容被收录在《本草纲目》中。对人参作全面总结的，是一部在世界上具有广泛影响的本草学巨著——《本草纲目》。李时珍在《人参传》的基础上，对各家本草学的人参精华都做了细致收集和整理，在《本草纲目》中对人参叙述得最为详尽，就其内容精深和字数浩繁而言，人参项下所载超出了《本草纲目》中任何一味中药所能达到的水平。
李时珍则总结式强调：人参“治男妇一切虚证，发热自汗，眩晕头痛，反胃吐食，疾疟，滑泻久痢，小便频数淋沥，劳倦内伤，中风中暑，萎痹，吐血嗽血下血，血淋血崩，治胎前产后诸病”。其用途可谓十分广泛，显然，明代及其以前，在人参应用方面的认识，与现代相比，有着悬殊差异。以李时珍整理总结为界，历史上一直把人参与多种药物配伍，将其作为具有多种医疗效能的“将士”使用；而今，则多把人参当作仅有滋补作用的“富翁”相待，希冀借助其药效，达到强身健体、青春常驻。延年益寿之目的。
综合前述各代人参药用历史可知，到了明代，我国应用人参在临床理论和实践上已达到历史的顶峰。然而，人参资源却受到严重破坏，供应远远不足。因此，我国在明代，人参的供应和使用已经进入困难时期。
（六）清代是我国应用人参的衰退时期
前已述及，明代我国人参资源已经遭到全面破坏。至清代，只能使用“辽参”；到乾隆末年，人参的生产与供应已经走向衰退。清朝统治者及其官员们极其高度垄断，不求发展，摧残人参栽培业，在野生资源日渐枯竭的情况下，使人参的生产、供应、应用均步入难于挽回的境地。到了嘉庆、道光年间，官办参业已日渐衰落。
清代有代表性的本草学著作《本草纲目拾遗》（赵学敏撰，刊于）中，关于人参应用进展情况毫无记载，而在“参叶”项下则指出“今因辽参日贵，医辄以之代参，凡症需参而无力用者，辄市叶以代。故今大行为时，苏州参行参叶且价至三五换不等。以色不黄瘁，绿翠如生，手持之有清香气者真”。这期间，人参主要供高层统治者和富豪们享用，黎民百姓失去了运用“百草之王”防病治病的能力，于是“参叶”身价大增；堂而皇之代替人参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