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家住乡村。村口有溪，溪旁有棵粗大的悬铃木。悬铃木下有石阶，阶下有河埠头，阶上有石长凳。白天，女人们蹲在石凳前洗刷衣服；晚上，男人们坐在石凳上抽烟吹牛。可如果哪一天，石凳上围满了大大小小的孩子，那八成是在爆胖脯。
“胖脯”是宁波一带对“爆米花”的民间称谓。根据爆的材料，还可细分。大米爆胖的，叫“米胖”；玉米爆胖的，叫“六谷胖”等。爆胖它们的机器黝黑简陋，却有着霸气的名字：大炮手摇爆米花机。
这种爆米花机据传在19世纪后期由英国传入，由英式爆米花机演化而来。传入中国后不但没有水土不服，还大行其道。到20世纪中后期，踪迹几乎遍布中国的大街小巷。红跳跳的炉火、黑滚滚的铁罐、白嗤嗤的香气、震嘭嘭的巨响成为那个年代很多人的童年记忆。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国人选择零食的自由度越来越大，大炮米花机的安全、卫生备受质疑，到21世纪初，已渐渐退出历史舞台。目前米花大炮在中国街头罕有所见，“爆胖脯”作为即将消逝的老行当和时代越行越远。
不过这里有个问题要注意，上文说米花大炮是19世纪后期才从英国传入的，那19世纪之前中国人吃不吃“胖脯”呢？没有米花大炮，中国先民又怎么制作“胖脯”呢？
这个问题可以请南宋大文学家范成大来回答。范成大不但诗写得好，晚年还为家乡苏州纂写了地方巨典——《吴郡志》，详细地记录了南宋苏州的历史及现状。在《吴郡志》里，他就提到南宋苏州百姓过年时有“爆孛娄”的习俗：“爆糯谷于釜中，名孛娄，亦曰米花。每人自爆，以卜一岁之休咎。”
从范成大的记录看，南宋时苏州人吃“胖脯”已很普遍。只是他们的胖脯和现在有差异，吃是带壳胖脯。他们把糯谷直接放进热锅，炒爆了吃。至于为什么要炒“谷胖”而非米胖的原因是为了占卜。苏州人通过糯谷爆开的状态来占卜新年的凶吉，“孛娄”的名称就谐音于卜流凶吉的“卜流”。
吴越同俗，既然南宋时苏州人已吃上了“谷胖脯”，想来那时的宁波人也吃上了吧。苏州人用“爆孛娄”占卜时运，说明在苏州人心里，谷胖有通神连灵之能。这在宁波民间习俗中，也能见到一些端倪。
在卫浴设备未普及的年代，女孩出嫁时，家里会准备了脚桶、马桶等红色木质嫁器。遵照乡俗，除放红蛋、花生外，宁波母亲还在脚桶、马桶上撒上许多谷胖。当时弄不懂要撒谷胖而非米胖的原因，现在想来跟谷胖避邪求吉的历史有关。
传说，我国先民懂得人工取火是在燧人氏时期，即旧石器时期晚期。燧人氏时期的先民们已经知道把狩猎来的野味和采集来的野果放在火上烤熟吃。熟食不但更香更软更易嚼，还能减少肠胃中寄生虫的侵害。有了火武器，先民们试着去烤吃更多的东西，如谷物的种子。而在此之前，他们是不太敢生吃谷种的，因为谷种不但颖壳难除，还不易消化，容易中毒伤胃。
但火改变了一切。当炭火中的谷子糠皮自裂，香气四溢，舒张如球时，我们可以想象先祖们眼中的喜悦。香软的谷胖仁，大概就是人类先祖们最早食用的米饭形式吧。
谷胖饭食用时间久了，先民们可能渐渐觉察这种食物对身体很有补益。《食物中药与便方》记载，爆谷米花是除烦止渴的药物。《本草纲目》记载，爆谷米花有治“下痢禁口”的功能。这都说明爆谷米花有保健之效，主治肠胃不和，暑热吐泻，小便不畅。这对常食野味兽肉的远古先民尤其是孩子来说，具有助化疗积的积极意义。
也许是谷胖的保健功效，也许是谷物种子的易得易储，后期先民们在食谱中不断加强谷物比例。大约万年前，他们渐渐有了驯化栽种野生谷物的意识，原始农业的曙光开始闪射星空。
到年前，水稻已成为宁波地区原始居民的主粮。在宁波河姆渡原始遗址中，大批稻谷和米粒被出土，原始居民炊煮过的米粒锅巴残留被发现。这说明到河姆渡文化时期，不但谷物是时人的主粮，谷物加工技艺也从烧炙膨爆升级演进为水煮粒食。但谷胖能治病的常识不但没有被抛弃，还被口耳相传代代传递，渐渐通灵化神，成为佑庇百姓的“土”神。
到上个世纪中后期，宁波僻远乡村还有不少妇人把谷胖敬为繁衍和驱邪之神，俗称其为火米婆婆。如果家中孩子发烧或食欲不振，就会在灶头点香，烧火炒谷胖脯，熟后拌糖水给孩子吃。讲究的还边炒边念：
火米婆婆火米神，
火米婆婆驱妖魔。
妖魔逃到东，
火米婆婆追到东；
妖魔逃到西，
火米婆婆追到西。
妖魔躲在我儿灵魂里，
火米婆婆把它捉来丢进灶口里。
打开脑洞想一下，这个场景和远古先民用谷胖来除烦止渴的场景是否相似？现代看似平常的举动，其背后可能连着极其悠长的历史渊源。母亲们在木桶里撒谷胖，应该也是希冀火米婆婆能护佑女儿一家远离病邪，平安健康吧。
和黑黝黝的大炮爆米花机一样，谷胖脯现在离我们越来越远，火米婆婆也作为传统神被收进了历史收藏夹。生活像流水一样裹挟着我们不断前行，但不管前行到何处，回望来路内心总柔情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