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自从发现了杜仲这种“强健筋骨”的植物后，历代医药学家开始对其药性进行了长期不懈的研究。东汉以后，历代本草著作层出不穷，均对杜仲有所记载，随着中医药学的发展，对杜仲的认识也不断的深化。
东汉时期公元25-年
《神农本草经》，中医四大经典著作之一，作为现存最早的中药学著作。约起源于神农氏，代代口耳相传，于东汉时期集结整理成书，成书非一时，作者亦非一人，秦汉时期众多医学家搜集、总结、整理当时药物学经验成果的专著，是对中国中医药的第一次系统总结，是中医药药物学理论发展的源头。《神农本草经》全书分三卷，载药种，以三品分类法，分上、中、下三品，文字简练古朴，成为中药理论精髓。
杜仲，首载于《神农本草经》，列于上经。
神农本草经杜仲记载原文∶
杜仲，味辛平。
主腰脊痛，补中，益精气，坚筋骨，强志，除阴下痒湿，小便余沥。久服轻身耐老。一名思仙。生山谷。
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年
名医陶弘景的《名医别录》在《神农本草经》的基础上，对各种药物补充了大量新内容，增加了杜仲药性的新认识、新的功能和异名、具体产地和采收时间等，第一次明确记载杜仲以皮入药。记载杜仲药性“甘、温、无毒”，地道药材“生上虞山谷及上党、汉中”；使用方法“用之，薄削去上皮，横理，切令丝断也”；指出了杜仲的特征，确立了“折之多白丝为佳”的鉴别标准。
宋金元时期公元～年
我国药物学经隋唐以来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注重调查研究，对药物的记载更重实际，重视药性理论的研究，对杜仲的认识也到达新的水平。公元年，在全国性药物大普查基础上编成的《本草图经》一书，汇总调查结果，广征前代文献，对药物的记载更加全面深刻。书中对杜仲增补了大量新的内容，特别是对杜仲叶、花、果实、木材的药用功能作了首次重要的记载：“初生叶嫩时采食，主风毒，脚气，及久积，风冷，肠痔下血。亦宜干末作汤，谓之檰芽。花，实苦涩，亦堪入药。木作屐，亦主益脚。”这一时期对杜仲的认识已相当全面，取得不少突破性进展，其中有关杜仲叶、花、果实、木材的利用和独特的功效是重要的新发现。与现代科学研究证实杜仲叶、花、果实的药用有效成分与杜仲皮相似的结论已近乎一致。
著名医学家张元素、李昊、王好古等人，对杜仲的药性、药理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如王好古认为杜仲是“肝经气分药。润肝燥，补肝经，风虚。”这一看法极受明朝著名医药家李时珍赞崇。
明朝时期公元—年
中医药发展达到空前高峰，我国伟大医药学家李时珍巨著《本草纲目》集16世纪前药物学之大成，被誉为医学史上的里程碑。有关杜仲千余年来的知识和经验，也就在这部巨著中得到了一次全面系统地总结。李时珍以它精深的医学理论和丰富的临床经验，对杜仲的药性理论提出了深刻的见解。它认为：“杜仲古方只知滋肾，唯王好古言是肝经气分药，润肝燥，补肝虚，发昔人所未发也。”还进一步阐述其药理“盖肝主筋，肾生骨。肾充则骨强，肝充则筋健。屈伸利用，皆属于筋。杜仲色紫而润，味甘微辛，其气温平。甘温能补，微辛能润，故能入肝而补肾，子能令母实也。”至此，我国传统医药学对杜仲的认识，经李时珍总结阐述，更加系统完备化，达到了经验科学的最高峰。
此后，经清朝到民国时期，对杜仲的认识再未有大的进展。
现代20世纪50年代以来
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我国历代杜仲研究的基础上，国内外医药学家、植物化学专家，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开展了杜仲研究，使杜仲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提出了“杜仲叶皮同效”。研究表明∶杜仲叶和杜仲皮均含有生物碱、多糖、还原糖、鞣质及其酚性物质、有机酸、挥发油、蛋白质、氨基酸、树脂、杜仲胶、木脂素类、环烯醚砧类化合物、还有酚类、黄酮、有机酸、氨基酸、矿质元素、醇类等。“杜仲叶皮同效”得到证明之后，杜仲树不再用传统的剥皮利用办法，使频于消亡的杜仲资源得以有效地保护和人工恢复，叶子的利用成为主体，叶子又是可再生资源。这种以产叶为目的的叶林经营模式，不仅提供了叶子，而且获取了大量的-一年生树皮和可作为薪炭使用的木材，把多年生的乔林变成一年收获一次的农作资源，这就使杜仲这一宝贵资源有了一个多功能型资源的全新理念。
根据“杜仲叶皮同效”的研究成果，金万博建立了新型杜仲叶林模式栽植和养殖试验基地，实现一叶多用，充分保障了资源的高值化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