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公元年—公元年11月28日),字子厚,汉族,河东(现山西运城永济一带)人,唐宋八大家之一,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散文家和思想家,世称“柳河东”、“河东先生”,因官终柳州刺史,又称“柳柳州”。
《捕蛇者说》是柳宗元创作的传世名篇。
这篇文章提到永州地区盛产一种毒蛇,这种毒蛇所经之处草木荒枯,毒性非常之强。但凡有中此蛇毒者,无药可医。不过,若将这种致命的毒蛇入药,却可以医治不少疑难杂症。因此,每年皇宫里的御医都会向民间征收毒蛇。因为永州地区的苛捐杂税比较多,老百姓往往食不果腹。为了能活下去,许多当地人不惜冒着生命危险从事捕蛇。
千百年来,始终有学者认为《捕蛇者说》只是柳宗元用以指代“苛政猛于虎”的传说,永州并不存在这种毒蛇,亦没有从事捕蛇的老百姓。西南地区虽有从事类似行业的老百姓,但却大多集中在云贵地区。那么,永州的“捕蛇者”究竟是事实,还是“假语村言”呢?从宋人所著作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我们找到了答案:
“永州言诸县民畜蛊者三百二十六家,诏本州徙穷僻处,无以充役,乡里勿与婚姻。”
这段文字说的是公元964年,朝廷命令永州地区的“畜蛊之家”迁居到荒僻之地,并禁止这些家庭在乡村中生活。畜蛊之家无需参与劳役,也无需缴纳赋税,但是世人却不得与他们通婚。这里提到的“畜蛊之家”,便是以养蛊为生的家庭,与柳宗元笔下的“捕蛇者”不谋而合。
那么,什么是“畜蛊”呢?
蛊这个字,我们在志怪小说中看到的比较多。殷墟甲骨文用观物取象的思维方式,已对蛊毒的制作,作了象形的“图示”,即:在一“皿”形容器中放有多种毒虫。一般来说,西南地区的畜蛊者往往会抓来许多种毒虫,让毒虫相互噬咬,最后活下来的毒虫毒性最强,是为蛊。
不过,在古汉语字典中,蛊的原始意义并不是这样的。在很早以前,“蛊”代表的是一种自然现象。人类或动物在死亡之后,身体会腐朽生虫。人们看到蛆虫从尸体里爬出来以后,便认为这是因为身体中存在“蛊”的缘故。所以,古人所理解的“蛊”,便是体内的虫子。
古人的眼界见识有限,加上从前有许多巫医坑蒙拐骗牵强附会,所以一些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和疑难杂症被与“蛊”这种东西联系起来,人人谈蛊而色变。巫蛊之术,向来是古代皇宫中的禁语。如西汉武帝时期,大奸臣江充迫害太子,称武帝患病是太子以巫蛊作祟所致,以至于包括太子在内的上万名无辜人士惨遭迫害。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很久之前“蛊”是一种封建迷信的产物,是世界上并不存在的玩意。到了后来,蛊的意思又发生了变化。《本草纲目》记载:
“取百虫入瓮中,经年开之,必有一虫尽食诸虫,即此名为蛊。”
这里的“蛊”,与现代意义的“蛊”已经大同小异了。
那么,为何说柳宗元《捕蛇者说》中记载的东西便是蛊呢?
且看原文:
“吾恂恂而起,视其缶,口小肚大之陶器,其形似瓮,而吾蛇尚存,则弛然而卧。谨食之,时而献焉。”
这里面提到,捕蛇者们在获取毒蛇之后,并不会立即将其送往皇宫,而是要饲养一段时间。与这种蛇蛊类似的,还有蝎蛊、蛤蟆蛊、泥鳅蛊、虫蛊等等。在此期间,医学界对毒虫的需求逐渐扩大,所以永州捕蛇者的故事在盛产毒虫的地区已屡见不鲜,形成产业。老百姓对这种行业敬而远之,朝廷也对此多加歧视,所以才会出现官方将这些养蛊者迁居到荒僻地区的记载。
乾德元年,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公元964年,时值宋军大军压境入侵楚地,将该地区纳入大宋版图。当时的湘地(今湖南地区)总共有十四个行政区划,但总人口却不足十万户。该地区的人口数量稀少并不完全是因为战争因素,而是因为永州自古以来便属蛮荒之地。当地的经济情况相当不发达,农耕和畜牧皆不盛行,但老百姓要承担的苛捐杂税却不少。巨大的生存压力下,当地人不得不从事养蛊这种危险的行业。
因为官方的歧视和不理解,所以朝廷于964年将三百多户捕蛇者驱逐,将他们赶入深山老林,并禁止乡民与这些从事特种行业的从业人员通婚。自唐朝开始,捕蛇者已经成为永州地区的“热门产业”。在无数次徘徊在风险和死亡之后,捕蛇者的后裔们总算是摸索出一条赖以谋生的手段。但没想到,这些人却不被世人所理解,被驱赶到杳无人烟的深山老林之中,着实令人唏嘘不已呀。
参考资料: